庄电一
“站好最后一班岗！”人们常常用这句话来形容在退伍、退役、退休或调离时仍然不忘初心、毫不懈怠、有始有终地履行职责、坚守岗位的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许多人不计个人得失，不折不扣地站好了最后一班岗，表现出良好的敬业精神和令人敬佩的精神境界。
对于我来说，虽然不敢说“站好了最后一班岗”，但却可以说“多”站了“一班岗”：因为在退休之后我仍然在一段时间里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我没有计较个人得失，没有耽误正常工作，没有妨碍新人，也没有给他人和单位“添乱”。
只为守候一方热土
2016年，是我在记者站工作的最后一年，实际在职时间只有5个月，但我依然故我，一如既往地投入工作，如饥似渴地捕捉新闻线索。年初，我仍然像往年一样参加了“新春走基层”采访活动，深入到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盐池县大水坑镇新泉井村等地与当地农民“面对面”，一口气写出了《贫困村里谈脱贫——访宁夏盐池县大水坑镇新泉井村》《沙边子村“龙头”龙治普的精准扶贫》《一场值得期待的演出》等文。在往返路上，我留心观察路旁的景物，酝酿、构思了在发表后引起广泛好评并获奖的特写《银川平原鸟巢多》。听说一位民间收藏家投入上亿元资金收藏民俗文物，我驱车400公里赶到位于六盘山下的隆德县进行实地采访，写出长篇报道《民间收藏之路，如何越走越宽》。那次，我还在县城散步时发现了一个新闻素材，隨后写出通讯《隆德县有个古柳公园》。
一转眼，就到了5月，我按通知回报社开会。会议期间，人事部门的同志找到我，让我办理退休手续。对此，我毫无精神准备：怎么，我要退休了？我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了？办完手续，我若有所失。但因为没有人接班，我回到驻地仍自觉自愿地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再访黎明村看脱贫
从北京回到银川，我感到要做的事、要采写的题材都有很多，而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对黎明村的采访。自1998年以来，我已经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荒村进行过9次采访、发表了几万字的报道，所写报道在全国曾引起广泛关注，但我感到还缺少一篇“收官之作”，十访黎明村变成了我最想完成的任务。5月30日，是我职业生涯的倒数第二天，我在这一天踏上了黎明村的大地，用两天时间完成了这个期待已久的采访。
可是，我会不会在职业生涯结束时放“哑炮”、留下遗憾？老实说，在动身之前，我并没有信心。我跟人开玩笑：“我这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出难题啊！”我坐在采访车里自嘲：年届花甲了，这是何苦啊！
好在，我的这次采访颇有收获，一篇题为《物换星移几度秋——十访曾被风沙逼得四分五裂的黎明村》的长篇通讯，非常破例地、占据了四分之三版、以5000多字的篇幅、配发3幅图片和“记者手记”与读者见面，且很快被一些网站转载、被转发。至此，我原来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了。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篇通讯，还获得了光明日报月评好稿一等奖。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经过协商，报社不仅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在银川为我联合举办了新闻作品研讨会，而且派李春林副总编辑和周立文、邓海云、马兴宇3位部主任及高平站长、编辑彭景辉到会，还特意将这篇超长的通讯安排在研讨会的前一天刊出。这张被带到研讨会现场的报纸，引起与会者的关注。
退休手续办了，作品研讨会也开完了，我完全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但我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新记者还没有到任呢，我还负有推荐、协助考察等任务。对新闻采访，我也没有松懈。
笔耕人生马不停蹄
2016年8月，我又接到报社通知到北京参加了年中工作会议，一切都好像和在职时一样。记得9月下旬，报社在几天之内向我接连布置了中宣部和报社的5个采访任务。我半开玩笑地提醒记者部的同志：我已经退休了啊，这么多采访任务，让我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啊？但我争分夺秒、连夜赶稿，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地交了稿。期间，中宣部组织“重走长征路”大型采访活动，报社在征求我的意见后也报了我的名。在完成各项工作的同时，我还协调、配合报社完成了对新记者的考察。
2016年9月27日，新记者到任。我又帮助新记者熟悉情况、配合新记者做下一年的报纸发行工作。在“重走长征路”的采访团即将到宁夏之前，我参加了采访活动并写出多篇报道。那些天，我除了完成规定的采访任务之外，还“顺手牵羊”采访了两篇同样主题的通讯，也算是“超额”完成了采访任务。此后，我又写了《清平乐·六盘山究竟几易其稿》，刊登在光明日报专刊上。
当年11月，我以自治区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政协调研活动，发现北方民族大学在大学生自主创业方面很有成绩，就“一身二用”，又当了一回“本报记者”相关的新闻报道也以较长篇幅出现在光明日报的版面上。为了让新记者“露脸”，我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擅自”在自己独自采访的两篇稿件中加上了新记者的名字。
这一年，我几乎没有停止采访的脚步，所以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稿件仍有100多篇，其中大部分还是我退休后采写的。这一年，我在职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5个月，但自治区和银川市还是对我进行了表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还授予我年度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为我的职业生涯划上了最后一个“符号”。
2017年，我彻底告别了职业生涯，但我仍然在包括光明日报在内的全国各类报刊发稿40余篇。2018年前两个月，我又发出了十余篇稿件，虽然没有“站岗”的责任了，但我还不想、也无法停下手中的笔。一些读者的鼓励、一些刊物的约稿、一种难以摆脱的职业习惯、一个无法割舍的志趣爱好，驱使我一次次拿起笔，也让我一次次在报刊上与读者见面。
（责编：孙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