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虚假的胜利
张凯峰
在欧洲人浴血厮杀的岁月里，中国虽然没有受到这场战争的直接破坏，却也因为这场战争发生了很多故事，有些故事令人欣慰，有些则让人冷汗涟涟。
一个黄金时代
首先从经济上来说，欧洲人打仗对中国是个福音。民国时期的媒体后来总结说：“鼎革以还，国人对于国货工业渐有认识，而民（国）三（年）欧战爆发，洋货来源缺乏，物价飞腾，更予国货工业以绝大刺激……于是我国国货工业始得乘机勃兴，堪称为最可宝贵之黄金时代。”
从1913年到1928年，中国公司（本国民族企业）在全国公司企业中的比例由7%上升到22%。192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12年增长了近6倍。在这个时期里，由于欧洲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顾不上向中国倾销商品，中国的棉纺织业、火柴业和机器制造业迅速发展；面粉、榨油、锑和钨这些有色金属矿产，因为欧洲国家打仗急需这些物资，得以大量出口，增长得很快；卷烟、水泥等新兴工业则依靠国内市场的扩张壮大起来。
工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农业生产中经济作物的发展。由于纺织业兴起，种植棉花有利可图，产量大增，几乎全国各省都在种棉花，产棉大省江苏的棉花产量比以前增长了数倍，烟草种植业也由于工业技术的进步而迅速发展，从1917年到1927年，山东、河南、安徽三个省烟叶产量增长了5倍还不止。由于榨油业的发展，大豆和花生的种植也发生了飞跃。大豆产量10年之中（20世纪10年代中期到20年代中期）翻了3倍，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大豆、豆油和豆饼在国际市场上都居垄断地位。花生增长也很快，1924年的产量是1915年的3倍。
中国似乎正在从过去东亚病夫的状态中奋勇崛起。
保卫蒙藏
在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世界大战也帮了中国。武昌起义刚刚获得成功，1911年11月，外蒙藏传佛教的最高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就宣布要建立“大蒙古国”，俄国也迅速派出军队支持蒙古政府的建立，帮助其训练军队，提供武器与经费。1912年内蒙古呼伦贝尔也宣布“独立”，哲里木盟也起兵叛乱。迫于沙俄的威胁，袁世凯只能在内蒙古采取军事行动，扫平叛乱，暂时稳定局势，以待时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了北洋政府一个绝好的机会，沙俄忙于欧洲战场，顾不上蒙古这边。中国的外交官们反复交涉，终于迫使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已经“独立”的外蒙古改称自治。尽管俄国享有的种种特权并未改变，中国政府也还是不能在外蒙派驻官员、驻扎军队，但至少在形式上中国恢复了对外蒙古的主权。1915年11月中国政府对呼伦贝尔的主权也正式恢复。
大战末期，俄国发生十月革命，陷于内战之中，更顾不上外蒙古了，1919年11月7日，北洋政府派上将徐树铮率军进入外蒙古。徐树铮只带了步兵二旅，骑兵一团，外蒙那么大，兵力其实严重不足。但徐树铮虚张声势，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张扬，沿途的外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到了库伦之后，徐树铮挟持外蒙古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请求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的怀抱。
西藏没有分裂出去也与这次世界大战多少有点关系。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清朝在西藏的统治全面崩溃。英国煽动西藏当局宣布独立，还向藏军援助军火并提供保护，当然，条件就是西藏执行开放主义，准许英人自由行动等。西藏噶厦政府发布“驱汉令”，在英国的支持下，藏军还向四川发动进攻。
袁世凯采取了武力平叛的策略，任命四川都督尹昌衡为西征军总司令，率川军入藏平叛，随后又令云南都督蔡锷率滇军驰援。不到两个月便成功收复失地。正当川军和滇军打算进军拉萨的时候，英国公开出面干涉，从印度向西藏派兵，并且就西藏问题两次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五条抗议”，说如中国不答应的话，英国就要帮助西藏“独立”。
1913年10月13日，英国在印度的西北小镇西姆拉策划了一次中、英、藏三方参加的会议，即“西姆拉会议”。会上，英国人提出把西藏划分为外藏和内藏：所谓“外藏”，即今日的西藏自治区，实行完全“自治”；“内藏”包括青海、四川、云南的藏族居住区，并称中国可以在“内藏”驻扎少量军队，但不得干涉“内藏”内政。不管英国怎么施加压力，袁世凯仍始终命令中国代表绝不能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
关键时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无力东顾，西姆拉会议无限期休会。这次分裂西藏的行动终于没有得逞，中国方面松了一口气。
这次世界大战使中国在外交上也获益匪浅。在大战的后期，中国以派遣劳工的方式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随即宣布与德国断交，收回天津和汉口的德租界，推倒了收回外国租界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半年之后北洋政府宣布，中国过去与德国和奥地利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全部废止，两国的领事裁判权也宣告终结。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首次单方面宣布废除领事裁判权。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北洋政府又陆续采取措施，收回沙俄在华的侵略权益，1924年正式收回汉口、天津的俄租界。
一战后的中国，似乎在国际政治上也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声音。
二十一条砸过来
遗憾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了中国人机会，也给了日本人机会。大战爆发后，日本朝野的好战分子都认为欧美势力因大战无暇顾及远东，日本已成为亚洲惟一强大的力量，这是变中国为日本附属国的绝好时机。
战争中，日本站在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然而它进攻的首要目标却是中国，日本出兵山东，先后占领济南、青岛，控制了胶济铁路西段。日本占领山东后，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袁世凯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拖延谈判，在国际上给日本制造舆论压力，釜底抽薪收买日本国内议会中的反对派，对策划“二十一条”的大隈重信内阁提出不信任案。日本人见在谈判桌上无法取得进展，随后便在东北、山东、福建沿海等地增兵，摆出一副谈判失败即开战的架势。
袁世凯一向主要依靠英国和美国的支持，可是这时英美都无力牵制日本，连他的好友英国公使朱尔典也声泪俱下地请中国忍气吞声，待十年后再与日本一较高下。袁世凯最后无奈妥协，于1915年5月9日接受了“二十一条”。
一战后中国人的乐观情绪立刻被浇了一盆凉水。
大喜大悲后的觉悟
这场世界大战对中国人的感情冲击也是巨大的。1918年11月，德国战败消息传来，举国欢腾。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屡遭欺凌，积贫积弱，现在劳工的鲜血为中国赢回了一个“战胜国”的头衔。中国好像一夜之间翻身了。北京旌旗满街，彩灯辉映，鼓乐喧阗，好不热闹；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如织，笑逐颜开。北京政府放假3天，上万人上街提灯庆祝，教育部特令各公立学校放假半天以参加游行，并在天安门附近搭建一高台，以供演讲之用。
北大校长蔡元培兴致特别高，3天庆祝之后，又跟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讲台，拉北大的一班教授，对民众做了一天演讲，蔡元培演讲的题目是《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要求学生与会时一律身着礼服，以示整齐。由于演讲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北大决定继续再讲两天。
11月28日，北洋政府在总统府举行欧战胜利庆典，并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教育部要求各校派学生200人参与庆典，30日组织全体学生又搞了一次提灯游行大会。据说参加游行的学校有60余所，至少上万人，盛况空前。借着举行庆典的机会，北大再次停课三天，在中央公园举行第二次演讲大会，各科教职员和学生均可加入演讲。会场里人山人海，成千上万。众议院议长主持大会，总统府秘书长代表总统演讲，总理钱能训和参战督办段祺瑞等要人也都有演说，尤其是段琪瑞的演讲，引起了全场欢呼。
这种举国狂欢庆祝胜利持续了六个月之久。中国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当时的一家报纸有这样乐观的言论：“世界大战既终，国内争斗亦息，平和之声，弥漫大地。由此而新思想、新潮流、新团体、新事业风起云涌，气象万千；在世界开一新纪元，在吾国辟一新生命。”
然而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对于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项权利，中国要求收回，竟然被拒绝了。鉴于日本的实力，绝没人乐意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美国和英国都明确表示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巨大的失落感导致全国群情激愤，20多个省份，150多个城市掀起了抗议示威、罢工罢课浪潮。从广大的青年、商人、工人、妇女、士兵、海外华侨，直到士绅名流、国会议员，约有数千万人参加。一场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五四爱国运动，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最终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凡尔赛和约的签字仪式，并集体辞职。
这场社会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的各党派，尤其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从中发现了平民阶层的内在能量，开始目光往下，注重宣传，动员民众，尤其是争取青年学生。1925年开始的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横扫全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受到五四运动的启发，开始动员广大民众。
而巴黎和会的结果也让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寻找一条新的救国之路。美国背叛了，日本已成敌人，英法指望不上，社会主义苏联简直就是代表了人类进步的方向。很多当时的有志之士开始“以俄为师”。原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比较单薄，巴黎和会之后，一下子有了声势。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也似乎成为了民族的救星，一战的“战胜国”头衔原本就是参战的劳工挣过来的。蔡元培就曾振臂高呼“劳工神圣！”“劳工万岁！”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也积极以罢工的方式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于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根本性地影响和改变了一战后直到今天的中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