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王朝的双重身份
陆修远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几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占据了自秦朝以来整个中国封建王朝历史的三分之一。从938年辽朝攻占幽云十六州开始，到1368年元顺帝被逐回蒙古草原为止，先后崛起于塞外的契丹、女真和蒙古，相继在中原建立了辽、金和元三个王朝，其间共计431年。1644年，满洲人的铁骑跨过山海关，入主中原，建立了长达260多年的清王朝，因此，辽、金、元、清四个征服王朝在历史上持续了长达700余年的岁月，占据自秦朝以来整个中国封建王朝历史的三分之一。历史学家把这些由北方骑马民族南下征服中原地区所建立的王朝称为“征服王朝”。
征服与学习
我国的北方边疆地带曾崛起过无数游牧民族，从匈奴、鲜卑、突厥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这里常年寒冷干燥，相对于气候温暖湿润的南部农耕区域，这里的生存环境极端恶劣，到处都是一望无垠的茫茫草原和大漠戈壁。特殊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豪放不羁、英勇好斗的性格，他们身体强壮，善于骑射，具有很强的尚武精神。
每当遭遇自然灾害，牲畜大量死亡时，游牧民族就会南下掠夺中原地区的农耕产品，用来维持生存。因此，游牧民族在整体民族性格上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张性。而游牧民族一旦崛起，又恰逢中原地区发生动乱或者统治中原地区的汉族政权孱弱腐朽时，游牧民族就不仅仅满足于掠夺财物，往往会凭借强悍的军事力量征服中原，在被征服地区建立长久统治，这些由蛮族入侵，征服汉地而建立起来的王朝就是“征服王朝”。
我国古代的游牧民族遍布各个历史时期，为什么我们仅仅将辽、金、元、清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称为征服王朝呢？原因在于统治方式的差异。例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相继建立了大小、强弱不等的少数民族政权，尽管在建立王朝的过程中也伴随有武力征服，但是在建立政权之前，他们就已经从塞外边疆迁徙到内地，逐步以半和平渗透的方式获取政权，我们将这些王朝称为渗透王朝。
以往历史学者通常认为，来自北方的野蛮人一旦入主中原，就会被中原王朝先进的农耕文明所征服，迅速汉化。比如，辽朝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称帝建国前就已经十分注重学习汉文化，在他手下云集了大量汉族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有韩延辉、卢文进、韩知古等，他们帮助阿保机建立了各种汉化的政治制度，还教他如何利用汉人从事农业生产，促进了契丹经济的发展。金朝的汉化则更进了一步，这种汉化进程从金朝立国伊始就已经开始了，到金海陵王完颜亮以后，金朝的汉化进程开始加速，据说完颜亮能诗擅文，儒雅风流，汉文化功底十分深厚。清朝则是征服王朝中汉化程度最深的一个朝代，满洲人入关前和南下入关的过程中就已经汉化很深，他们早在改国号为大清之前的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从事农业生产，还引进了中原地区的农业灌溉技术。
其实历史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当两种不同文化发生碰撞时，除了少数民族吸收汉族文化之外，汉族文化也同样吸收游牧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且，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在学习吸收先进的汉文化的同时，又极力排斥汉族文化，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个性，反对完全汉化，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征服王朝”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政治上是二元统治，在身份认同上是双重身份。
对被征服者的排斥
征服王朝大多实行二元统治，在采用汉族官制的同时，仍然保留本民族的固有官制。辽朝在占据幽云十六州以后，为了便于统治，建立起了两套官僚系统，实行南面官和北面官制度，以北面官统治契丹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南面官统治汉人。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一书中塑造了萧峰这一悲情英雄形象，小说中，萧峰流落大辽后，与契丹皇帝耶律洪基结为兄弟，后来在消弭辽国政变中救耶律洪基于危难之间，被封为南院大王，南院大王即属于北面官系，负责掌管契丹六院部兵马。辽朝的军事要职均由契丹贵族充任，终辽一代，汉人不得参与军事机密，军队完全由契丹人掌管。
辽朝的契丹人在生活习俗上也严格区别于汉人，在辽朝南部地区主要生活着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汉人，北部的契丹人则主要以畜牧业和渔业为主，尽管有不少的汉人居住在辽国北部的城镇，但是部落草原地区却是契丹人的天下，在饮食上，契丹人虽然十分欣赏中原地区的各种菜肴，但他们仍然以马奶、乳酒等食品为主食，据说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竟然不知道他的汉臣厌恶凝乳。从辽朝立国开始，到天祚帝耶律延禧继位，契丹人和汉人已经共同生活了两百余年，他们在饮食上还是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
元朝更是极端抵制中原文化的征服王朝。在入主中原的初期，蒙古族统治者们极端排斥农耕文化，元太宗窝阔台甚至曾经考虑把中原地区的耕地变为牧场，用游牧文明完全同化农耕文明。元朝中央政府的统治权也几乎完全被蒙古人、阿拉伯人和回回人所掌控，即使地方政府的统治权也掌握在作为征服者的骑马民族手中。在蒙古人统治中原期间，汉人通过考试而参与政权的途径被阻断，即使在元仁宗时期曾经一度恢复科举，但通过科举考试的汉人仍然寥寥无几，而蒙古贵族和其他民族的征服者不用参加科举考试即可担任政府高官。在元帝国的统治范围内，官方公文、政令的统一书写文字除了占帝国人口多数的汉民族的语言文字之外，同时还使用蒙古文或其他游牧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文字，这完全是为了便于骑马民族更好的统治被征服的中原地区的汉人。
清朝尽管在入关之前和立国之初就已经汉化很深，并且清王朝的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学习汉文化，但是，从清朝入关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覆亡，满汉两种文化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完全融合。在满清入关的初期，满洲征服者还通过强行牺牲中原文化的方式来促进其统治范围内的文化统一，早在满洲建国时期，辽东地区的汉民就已深受剃头之荼，满洲统治者强制当地汉人剃发，以此作为归顺的标志。入关后，满族统治者继续推行剃发易服的政策，这一政策遭到了汉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揭竿而起，掀起了反对清朝统治的抗清斗争，遭到了满清征服者的残酷镇压，“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作为汉民族的灾难和耻辱给当地汉人留下了长久而深刻的记忆。
都是为了保护自己
这些由骑马民族建立起的征服王朝在不断汉化的同时都保留了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因此，他们通常具有华夷双重身份。那么，为什么这些马上征服者在学习汉文化的同时又极端排斥汉文化？首先，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地区上分立对峙，但两种文化又互相依存，游牧民族的种植业基础薄弱，他们日常所需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需要从中原地区输入。此外，当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入主中原后，为了便于对中原地区汉民的统治，需要采取因地制宜的统治方式，因此他们必须深入了解汉文化，以此来改善本民族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更好地维护其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支配权，这就是骑马民族积极吸纳汉文化的主要原因。
其次，他们之所以在学习汉文化的同时又极端排斥汉文化，主要目的在于维护本民族作为征服者所享有的各种特权和地位，例如，元朝将帝国统辖内的各族人民分为四等，其中原南宋统治范围内的“南人”地位最为低下，而“蒙古人”、“色目人”作为征服者享有更大的特权。因此，骑马民族在不断汉化的同时，仍然强调本民族的身份，保留本民族的文化特性，以避免与汉人完全融合，从而丧失他们作为马上征服者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