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农民工干到何时才能安心养老
陈墨++++杨海++++陈轶南
2015年5月的一天，在上海市青浦区的一处建筑工地上，已经59岁的瘦小汉子王济昌，张开双臂，钳住一块长方形大砖块的两端，脸一绷，将15斤重的砖块搂在胸前。他弯着腰走了几步，双腿一使劲，又将砖放到小推车上。几趟下来，他累得直喘粗气。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装卸砖，每车拉6块，每天拉50趟。一天下来，他有150块钱收入。
就是凭着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这个身高仅1米6的河南农民，撑起了他在商丘农村的一个家，供养父母、抚养儿子。而今，已有3个孙子的他，依然在工地上搬砖卸砖。 “比在家闲着喝西北风强多了。”王济昌叹息道。
在这个工地上，还活跃着不少和王济昌年龄相仿，甚至比他还年长的农民工。不久前出炉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2.73亿农民工中，50岁以上的占17%，总数超过4600万，比去年多了近600万。学界认为，这批高龄农民工，多为改革开放初期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和整个人口的老龄化一样，进城务工的劳动力也老化了。
“我们不是想出来打工，是不得不出来”
摞了6块砖后，王济昌弓着身子推车。他要将砖送到50米外的地方。即便他的脸涨得通红，速度还是很慢。以至于和他干同样活的一名中年妇女抱怨：“你怎么走得跟个蜗牛一样？”王济昌没吭声，身体用力前倾，但车子速度依旧。
在这个工地上， 59岁的王济昌已经干了4个月。之前，他辗转于各个工地，基本上都是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儿。
王济昌已记不清到过多少个工地，换过多少个城市。他甚至也记不清离开河南老家的具体年份。他只记得，当他轻快地跳上绿皮火车时，村里的墙上还刷着改革开放的标语。在那一跃之前，他是个在家务农的年轻人。
改善生活，是王济昌外出务工的主要目标。在他的老家河南商丘，“6口人分了两亩多地”，除去种子、化肥等成本，一年的收入“吃吃喝喝就用完了”。而出来打工搬砖，“一个月能攒下3800块”。
看病吃药，是王济昌不敢想的。一人生病拖垮全家的事情，在他的村子并也不少见。因此，即使有什么头痛脑热，他基本是“挺一挺就过去了”。
在北京某高校做保洁的一名妇女，也深有同感。她曾在安徽芜湖的老家务农4年，主要种水稻和棉花。“一年倒贴了一万多块。”55岁的她大声说道。
老家在河北的另一名高龄农民工也说，他家有10亩地，一年种两季，先种小麦，再种玉米，一年的收入不过万把块。
“我们不是想出来打工，是不得不出来。”他们说，都是为生活所逼。
今年5月的这一天，王济昌拉了几趟砖，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他弓着背拉着小推车，用满是灰尘的手胡乱地擦了一把脸。黄色安全帽下，汗水在他黝黑、满是褶皱的脸上流淌。“我已经老了，干不动了。”他不住嘟囔。
即便只是在住宅小区做保安，58岁的老于也觉得有些吃力。他白天尚能灵活控制起落的电子行车杆，到了晚上却时常看不清按钮边“升”“降”的小字。而那名在高校保洁的高龄女工，每天“累得浑身疼”。她的梦想是当个小时工，却因为不识字、没法帮老人拿药，“只能做最低等的工作”。
同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伟珏认为，对农民工来说，年轻是一种重要的资本，越年轻越有机会选择轻松一些的工作，老了又无一技之长，就只能出苦力。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系副主任郑广怀说，大多高龄农民工没有和用工单位签劳动合同，他们的社会保障更无从谈起，“基本上是处在没有任何保护的状态下”。
第一代农民工夹在了历史与现在、农村与城市之间
傍晚来临，王济昌跟在年轻人们身后，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工地走出来。他已经一下午都没坐下休息了。地面湿气重，他顶多站着直直腰，从来不敢坐在地上歇息。
只有熟悉的工头，才会愿意接收像王济昌这样上了年纪的农民工，让他们做些搬建材、铲沙之类的活儿。他们的工资自然比年轻人少很多。
王济昌进上海青浦区这个工地时，也是说了一箩筐好话，工头才同意他干活。他不敢告诉工头自己的真实年纪，还得处处表现出身体很棒、干活不是问题。因此，即使在大热天，王济昌都不敢在工头面前歇息一下。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招用农民工的单位，必须依法订立并履行劳动合同，并应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可根据深圳一家劳工组织调查，由于社保需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且缴纳年限需要超过15年，才能在退休时申领养老金。加之农民工务工的地方频繁转换，而养老金账户流转的程序尚不健全，所以很多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的意愿并不强烈。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推算，如果完全缴纳“五险一金”，农民工的工资，可能有接近一半要充进养老金账户。“农民更愿意得现钱，怕老了后制度靠不住。”吉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付成说。
“这是一个历史欠账的问题。”深圳萤火虫工友服务中心主要负责人苏媛介绍，除早年相关制度不完善、监管力度不够之外，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把承诺降低保险缴纳比例，作为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农民工的利益被大大损害了。”苏媛说，“第一代农民工夹在了历史与现在、农村与城市之间。”
“好累啊，要不是一无所有，哪个愿意出来打工！”说这话的曾冬莲，从湖南邵阳老家到深圳打工20年，其中在一家玩具厂工作了整整17年。厂子2006年开始为她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一切顺利的话，她本可能过上有保障的退休生活。然而，就在她退休前一年，厂子倒闭了。按照规定，曾冬莲缴费未满15年，无法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而厂子倒闭时，她的缴费未满10年，按规定也不能继续补缴。曾冬莲懵懵懂懂地离开了工厂，和丈夫找了清扫同一条街道的环卫工人工作。
王济昌和其他的高龄工友一样，从未想过自己和社会保障制度扯上关系。他也不在意这个，能顺利打工，赚到现钱，他已经很满足了。有媒体报道，有的高龄农民工为了能干上活，甚至刻意将自己的头发染黑。
事实上，在高龄农民工们看来，他们从没和这个城市真正相关。尽管从上海青浦区通往上海市中心的公交车只需5元车费，王济昌却从没进城去看过。他说：“看有啥用，啥都买不起，啥都带不走，咱跟人家上海没啥关系。”
下班之后，他们津津乐道的，是住在城里的儿女。王济昌的儿子要在城里买房。“房价太贵了，作为家长我必须要支持一下他，不能让孩子怨我。”王济昌抱起一块砖，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我就想知道干到什么时候，才能安心养老”
王济昌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纠结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他已经59岁了，甚至做完这份工作后，能不能再找到工作，还是一个问题。他盘算着另一笔账：尽管自己在用工单位没有参保，但从60岁起，他每月可在老家领取70元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当然，前提是他的子女需要参保。保费分100～800元8个档次，多缴多得，缴费满15年后，可享受养老金。
王济昌清楚，等他干不动了，回到村子，每月70元，“不够给孙子买糖吃的”养老金，将是他全部的养老保障。他的一名工友也是如此。不过，他的这名工友打算让子女们停掉这笔“赔钱”的“买卖”：“现在物价涨得这么快，随便到超市买点东西都要两三百块钱，15年后每月70块钱能干嘛？不如现钱花着实在。”
与王济昌的这名工友相反，一名高龄女工非常看重农保。得知多缴多得，她一度想每年交1000元，结果被乡亲“一语惊醒梦中人”：“你要是活不到60岁，不是太亏了吗？”她想想觉得有道理，就随大流选择了100元的最低档。
除了新农保，农民工还可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种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在住院时才能发挥作用。因此，他们有小病时不舍得去花钱看病，偶尔买“十几块一匣子”的药，实在发烧得厉害才去小诊所挂个吊瓶。
“感冒发烧吃啥药啊，那算病么，不理它自己就好了。咱农村人，小时候生病谁吃过药？”建筑工地上的工友们讲究活得“自在”。一名农民工指着自己的“酒杯”——实际上是半个矿泉水瓶——对记者说：“我每天喝8两黄酒，解乏。”说完后一饮而尽。
保安老于烟酒不沾，“给自己攒养老钱”。他现在月工资2000元，和7名工友一起住在小区地下室。他从没想到自己会出来打40年工，“最早（出来打工）就是为了盖房子娶媳妇。” 站在小区门口，一身保安制服的老于堆起满脸的皱纹笑着。
那名女工也笑说，等到干不动的时候再“退休”，回家种地。现在“还有力气，还想干”。说着话，她就开始动手收拾这一天在楼道里捡来的瓶子，然后一手提着一个黑色垃圾袋，走进了北京的大雨里。
苏媛还记得，有工友告诉她，出来打工的人，大都在不同阶段出于不同的原因留了下来。老家要盖房子，孩子要读书，然后老人又生病了。“一不小心就过了20年。”那位工友对她感慨道。
“前面是迷茫的，高龄农民工几乎没有保障。”同济大学教授朱伟珏说。另有学者认为，得益于“可逆的城市化”，农民工年轻的时候可以进城务工，年纪大了还可以回家务农。所以在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我国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换言之，在建设了城市一辈子以后，高龄农民工们最终很可能不得不回归农村，依靠土地谋生。
王济昌及工友显然考虑不了那么多。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老家，度过余生。“国家的政策是好的，但是生活还是要自食其力，中国那么多人，政府怎么养得起。”王济昌的一名工友说。另一名工友则不满：“我就想知道干到什么时候，才能安心养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