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力供给侧转型再升级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是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一。
首要去产能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和降本增效。重点抓好钢铁、煤炭等困难行业去产能，坚持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运用经济、法律、技术、环保、质量、安全等手段，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过剩产能。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破产清算等措施，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
今年两会，供给侧结构改革是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去产能”是供给侧改革的首要任务，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此前确定的五大任务之首，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所在。
当前，以煤炭、钢铁两大行业为代表，传统重工业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陷入空前低迷期。中钢协数据显示，2015年，会员钢企销售收入2.89万亿元，同比下降19.05%；利润总额为亏损645.34亿元，亏损面达到50.5%。中煤协表示，2015年前11个月，协会统计的90家大型煤炭企业（产量占全国的69.4%）合计利润51.3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500亿元，下降90.7%。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省长李小鹏说：“当前要多措并举化解煤炭过剩产能，我们提出实施‘五个一批，就是按照国家政策依法淘汰关闭一批，推动行业重组整合一批，减量置换退出一批，依规核减一批，搁置延缓一批，严控增量，主动减量，优化存量。近期暂停配置煤炭资源，暂停审批煤炭项目。在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各级政府要帮助企业妥善解决职工转岗就业、社会保障等现实问题。”
李小鹏指出，在此基础上，还将进一步深化煤炭管理体制改革，推进煤炭资源市场化配置，研究推进煤炭价格形成机制、销售采购体制、交易方式改革，构建行业价格自律机制，焕发体制活力；谋划推进煤炭企业的板块式结构性重组，优化产业布局和企业组织方式；分离国有煤企办社会职能，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推进煤炭科技创新，促进清洁高效利用；扩大对外开放，推进“以煤会友”和国际产能合作，通过不懈努力，让煤炭回归绿色，造福中国，造福人类。
“去产能非做不可，不做可能会带来更大损失；如果能按预期完成，将给经济转型升级带来巨大空间。”全国政协委员李毅中说。
“在政策与市场调整的窗口期，加快新旧动能的转换，尽快渡过阵痛期。”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省长张庆伟说，今年河北将压减炼铁产能1000万吨、炼钢产能800万吨，力促一批产能加快出清。同时制定了详细的职工安置方案，把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由3%降到1%，向企业发放失业保险金。
全国人大代表、陕煤化集团铜川矿业下石节煤矿工会主席徐群贤说：“随着时代变革、科技进步，企业必然要走出这一步——淘汰关闭落后产能。这对于企业是个机遇，如果错过，企业可能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晓波代表认为，现在整个钢铁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早‘去产能、早出清、早主动，有助于整个行业尽快转型升级。”
“僵尸企业”挤占大量资源拖累产业发展。政府应主动从市场干预中退下来，利用市场让“僵尸企业”破产重组。全国人大代表、江西新余市委书记刘捷说，“过剩产能不去，经济转型无从谈起。”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杜儿坪矿的高级技师董林代表说，“去产能”对企业来说有利弊两个方面：“弊，企业自身要‘去产能，对职工会有一定的影响。利，‘去产能关停一些矿后，对发展前景较好的煤矿是一件好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姜耀东认为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倒逼煤炭健康发展，鼓励煤企多种渠道主动压减产能。煤炭行业困境的出路在于，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按照市场规律，加大资源整合、兼并重组力度，通过产业整合和结构调整，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只有这样才将使一批优势企业壮大发展，并倒逼这些优势企业在新一轮竞争中加大研发投入，改进产品和技术，提高效率，为行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促使煤炭工业健康发展。
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关于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的作用问题，姜耀东认为应该是充分发挥市场倒逼机制下的政府调控作用。煤炭产能过剩问题实际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导致的，去产能、去除“僵尸企业”是当前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但也必须看到，化解产能过剩不是一个单纯的市场问题。
煤炭行业长期处于行政过度干预、国企占据主导、调控机制失灵的畸形市场环境，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市场反馈调节功能和资源优化配置的本质意义。同时又要看到，在去产能、去除“僵尸企业”过程中涉及到人员安置、债务处置、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要充分发挥市场倒逼机制下的政府调控作用。按照“严控新增、淘汰落后、优化存量”的思路，将去产能与深化改革、企业重组、优化升级相结合。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梁铁山对此也有着独到的见解：“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化解煤炭产能的必然选择。作为煤炭企业，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敢于跳出依赖煤炭资源的传统思维，借势而上向产业链高端进军，谋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梁铁山代表认为，对于煤炭企业而言，跳出不是抛弃，而是要“提升一批、退出一批”，集中资金、装备、人才、技术等资源扶持优势矿井，关停资源枯竭、安全无保证、经济效益差的衰老矿井，做稳做精煤炭产业，同时适度延伸产业链或发展非煤产业。
2015年，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果断关停了安全压力大、经济效益差的方山矿、白庙矿、平禹二矿、朝川二井，淘汰煤炭落后产能300万吨。今年还将关停一批衰老矿井，将煤炭产能压减到4500万吨至5000万吨。
梁铁山说，煤炭企业的安全高效水平与其他行业企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战略性新兴项目规模小，传统产业比重大，多数产品处于中低端水平，转型发展结构调整任务仍十分繁重。他强调，跳出煤炭谋发展，特别要从供给侧发力，做到有进有退，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培育出以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为主导的优势产业，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新生动力；同时设立创业基金，走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的道路，通过新项目建设和大项目合作等多种形式妥善安置煤矿转岗职工。
全国人大代表、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也认为，“去产能”，要“加法”、“减法”齐用力。以钢铁行业为例，一方面行业整体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一些高新技术、特种钢材却供不应求，比如高端品牌车的钢材仍需要进口，这说明化解过剩产能离不开产业升级。
辽宁奥克化学公司董事长朱建民委员认为，化解过剩产能根本上要从体制机制创新入手，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建议在竞争性行业领域加大力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充分发挥原有人才和设施的资源优势，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化解产能过剩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市场机制。”全国人大代表、三河汇福粮油集团董事长石克荣认为，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背后，有政府干预的影子，一些地方对亏损的钢铁企业进行“输血式”补贴，使部分企业“僵而不死”，宁愿保持“闷炉”或产能闲置也不愿退出。因此，去产能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为。
石克荣说，化解产能过剩，政府需要取消不合理的保护和补贴，通过产业标准、环保门槛等措施，减少落后的产能存量。与此同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解决好职工安置和债务清算。要加快构建“僵尸企业”的退出和转型通道，防止其死灰复燃，导致新一轮产能过剩。
全国政协委员、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表示，去产能、调结构要打持久战，对于企业的挑战之一是员工的安置再就业。傅育宁分析造成“僵尸企业”的原因时表示，过去经济发展很快，特别是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各个国家推动了强刺激，包括四万亿，使得本来就有些过剩的产能得以延续。
“全球经济放缓后，过剩的产能如果长期还留着，永远是低价消耗，不创造财富，不创造价值。把一些技术标准低，生产效率低，资源消耗不合理的产能关掉，这是经济结构调整应有之义。”他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谈到，应以金融手段助力实体经济的供给侧改革，支持去库存、去产能。梅兴保表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几项任务中重中之重是化解过剩产能。过剩产能如果不减下来，库存也消化不了。首先，投资还是整个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之一，基础设施建设，高速铁路，水利设施，电力建设，还是要不断扩大；医疗、卫生、教育、高科技领域需要财政直接投入。“应当是有效投入，克服过去大水漫灌式的做法。过去一些投资有些是没有效益，有些是已经要压制的产能，当时需求侧下力太多，过度刺激需求，所以使本来要压缩的产能死灰复燃了，这次要在供给侧方面多做文章。”梅兴保表示。
他强调了金融手段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煤炭钢铁去产能，需要地方部门、企业、金融机构通力合作，协调发力。首先解决职工安置带来的稳定问题，由地方政府牵头，同时过剩产能价值形态涉及银行的债权。另外，“采取一些并购贷款的办法，让一些企业来并购重组那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和企业，核销一些不良资产；在政策性原因造成的产能和亏损上，适当进行一些债转股。有的可以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并购重组，需要各方面的协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钢研科技集团董事长才让认为，钢铁工业现在已经产能到了12亿吨了，真正的需求不会那么高。这个行业肯定会存在，城镇化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是不会是12亿吨，有一批企业必须死掉，我们要理性的面对现实，不要抱幻想。有的必须转型升级，有的可能是关门关张。猝死还是安乐死，你必须要死掉一批。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责任不光是企业的责任，可能是全社会的责任，包括员工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比如美国的匹兹堡，现在的匹兹堡已经成为了教育之城、文化之城、学术之城。比如欧洲最大的一个购物中心，就在城外面大概15公里的地方推掉3座钢城，彻底转化为一个购物中心，整个城市就彻底转型了。这种经验我们要借鉴。
全国人大代表、中石化安庆石化总经理王彪说，目前，我国炼油产能呈结构性过剩局面，炼厂开工率只有75%，按85%的正常开工率计算，产能过剩1亿吨左右。落后产能较多，此外，深加工能力也有所不足，以柴油产品为例，2月份中石化大型炼厂比地炼的价格每吨高出1000多元，从目前国内炼油行业的工艺技术、管理水平看，不应该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王彪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对当前柴油生产销售领域的异常现象进行调查，一是加强监管，堵塞可能存在的漏洞。二是对不同所有制的炼油企业，既要在原油进口权、使用权上体现公平，也要在产品质量、安全环保、节能减排和税负上实现一视同仁，通过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使去产能成为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省长朱小丹介绍，在去产能方面，广东将牵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用一年左右时间完成2333户已关停国有企业的处置和出清；用两年左右时间，通过兼并重组、资本运营、创新发展、关闭破产等方法，多措并举、一厂一策，完成1052户国有特困企业解困工作，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淘汰落后产能任务。
做好减法的同时，也要做好加法。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辜胜阻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就是要把资源要素从产能过剩行业企业中释放出来，为新兴产业输送更多劳动力、资本和技术。
在强调“去产能”决心的背后，《政府工作报告》同样实实在在体现了与相关企业干部职工共度难关的温暖。关于“去产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财政、金融等支持政策，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淮化集团技工陆胜祥说，现在来看，国家政策是帮助企业渡难关的，政府将拿出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但是，企业也应该看到，目前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需要分流安置的员工都很多，这1000亿元分到每一个单位的数量都不会很多，企业还得自己努力，早日转型升级，谋求新的发展方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快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我们已经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尝到了甜头。”全国人大代表、江苏阜宁县委书记顾云岭说，作为传统农业大县，近几年阜宁县推进新兴产业引领工业跨越赶超，去年风电装备销售额增长了102%，光伏产业销售额增长了62%。“未来将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机遇，赢得更多发展空间。”
做好产业调整的“加减法”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如何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如何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如何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都是前行的道路上必须回答的重要课题。
“老百姓不是没有需求，而是供应满足不了需求。”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通投资集团董事长李占通说，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有待开发。企业要从需求出发，专业求精，做电饭锅的企业好好把电饭锅做好，做马桶盖的企业把马桶盖做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归根结底要落在“改革”二字。“我们必须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来矫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样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说。
“十八大以来的简政放权极大地激发了民营经济的活力。”全国政协委员、三胞集团董事长袁亚非说，过去海外投资审批，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但2014年三胞集团收购一家英国公司时，从申报到完成审批，只用了两个多月。“这样的审批效率连外国人都很吃惊。”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还是要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提高供给侧效率和质量，需要简政放权来使规则公平透明，需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让企业在优胜劣汰中找到发展方向，也需要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创造公平良好的市场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林达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晓林说，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电力、通信、石油、天然气等行业准入门槛依然较高；行政事业性收费和中介收费虽取消了不少，但还存在一些问题。“相信通过改革向深入推进，这些问题一定能够解决。一个更加有利于创业创新的新时期将伴随着‘十三五大步前行。”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省长朱小丹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形象地说是一次“结构闯关”。广东改革开放初期，有过一次著名的“闯关”，叫“价格闯关”。那次是突破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放开农副产品的产销价格。这次“结构闯关”，同样需要当年的改革勇气。
朱小丹说，广东长期高速增长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结构矛盾要比别的地方暴露得更早、更充分一些。结构性改革这一关闯过去了，转型升级才会有希望、有前途；闯不过去就会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增加失足的危险。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天门市委书记柯俊说，“僵尸企业”和一些产品低端重复的小微企业，需加快清理退出，一些因行业大环境、管理机制等原因经营困难的企业，可以通过联合重组提质增效，让企业获得重生。在此过程中，需要完善配套政策，一方面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开展职业培训，为产业调整储备人力。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南粤银行董事长韩春剑认为，如果银行主动优化资源配置、创新金融服务，政府相应给予激励政策，那么金融就可以成为供给侧改革的源头活水。
韩春剑建议，金融机构需要整合金融资源，延伸金融产业链，提高综合经营能力，创新融资渠道，改善融资结构，从根本上缓解当前融资期限错配和融资成本高企的问题。同时，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做好直销银行、网络微贷和消费信贷，降低服务门槛，提高服务渗透率和服务质量，并利用大数据技术做好风险识别，发挥普惠金融效应。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徐晓兰认为，应鼓励扶植互联网金融进入传统金融机构尚未覆盖的领域和薄弱环节。她建议，将互联网金融纳入到监管业态和框架中，做到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主体自治三者有机结合。制定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技术标准，进行行业主动管理和分级管理。建立互联网金融消费保护和协调机制，健全专门的保护机构。此外，建立全面的信用体系，进行监管创新，进一步改善金融生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银行监事长车迎新认为，目前农村信用社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不少农村信用社完成了改制工作，无论是农村信用社还是农村商业银行，都要坚持服务“三农”与服务县域经济这个宗旨，而且应该从人才队伍、风险防控、科技支撑等方面下功夫，注重学习先进银行的管理经验，进而提升核心竞争力。
在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助理霍学喜看来，供给侧主要讨论创新和结构优化两个问题。金融业是服务业，在国家供给侧改革中将扮演重要角色，因而需要银行积极调整信贷结构、创新信贷产品，努力提高金融的有效性。比如说精准扶贫，国开行、农发行、农行、邮储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新型金融机构都在做，但各家银行的定位和功能不同，在扶贫中扮演的角色就不一样，需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将更多的资金投向“三农”与县域经济领域，扶持更多的农户和企业。
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认为，供给侧改革需要扭转几个“少数”。供给侧改革是一场从理念到行为的重大转变，是一项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方面作用的重大探索，其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需要牺牲部分短期利益，但为了明天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必然的选择。周汉民建议供给侧改革需要针对导致供应结构缺陷的主观因素和客观行为，从三个方面着手：一、均资源，要从“扬长避短”向“取长补短”转变；二、去管制，要从“一枝独秀”向“百花齐放”转变；三、反垄断，要从“好大喜强”向“扶贫济弱”转变。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副主委、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胡卫建议激活社会资本参与促进供给侧结构改革。胡卫表示，党中央推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解放生产力，开发优质新产品，解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使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这就需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鼓励竞争，打破垄断，放宽准入，减少政府不正当干预为基础和条件。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北大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隋熙明说，我们在最基层，能够感受到经济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供给侧改革是改变当前经济下滑最好的一个方式，但用何种方法来变是最主要的。首先要降低成本，好的产品需要技术，还需要成本条件。做企业的人都希望自己做好产品，希望为国争光，让产品走向世界。讲到供给侧，首先供给成本得降下来，成本高的话“走出去”的竞争力就低。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东关街道东方家园社区党总支书记袁红梅认为，为民服务也需要供给侧改革，政府应关注群众的共性需求，去掉形式主义的和群众并不需要的服务，强化群众正在需要的服务，增强城市服务的针对性。一些公共服务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往往注重的是挂牌子、做展架、发放宣传彩页等方面，而忽视了问询群众“什么样的服务才能帮到你”。
全国政协常委、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制造业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抓住了当前整个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所面临的一些困惑和问题，非常及时和切中时弊。南存辉认为，供给侧改革对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将带来非常大的推动，对企业来说，将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机遇，也会倒逼企业加紧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民营企业都非常关注市场的需求，应该说，需求侧和供给侧不是对立的，它们是统一的整体。从企业自身角度，产品能满足市场需求，是基于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立足这样一个关键，去产能、去库存，企业及经济发展就会越来越健康。
“供给侧改革，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让人高兴地花钱买东西。但是，现在消费者买回的商品中也有不少伪劣商品。在文艺领域，究竟有多少作品深入人心、成为真正的经典，有多少文艺家坚守立场、拒绝浮躁与平庸，认真创作出契合时代的作品？”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文联主席熊召政说。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文化厅厅长李晖说：“改革的目的不是‘大水漫灌的供给，要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群体来供给，比如在湖南，长沙群众的需求与湘西地区群众的需求肯定有差异，要根据不同的文化需求提供不同的文化产品，借供给侧改革，要把以政府主导为主的供给方式转变为老百姓点菜的模式，真正实现‘以需定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认为，供给侧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在企业中尤其是国有企业中比较突出，比如在钢铁、建材、能源等行业供需不对称、产能过剩。常振明称，现在互联网技术还有大数据技术也为企业转变商业模式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和手段。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宿迁广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利平说，“我认为降低企业运行成本是做好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他建议，要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破产清算等措施，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他建议，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减免企业兼并重组的地方性税费，设立专项兼并重组启动贷款资金，并以产业政策为导向，通过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有针对性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激发市场活力。
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表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可以从需求方面发力，也可以从供给侧发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好。“困难有，大体是两大困难。”供给侧发力主要是通过结构性改革，厉以宁称：“第一个要调整结构，要关停一些企业。所以中央现在的政策是包下来，与其养亏损的企业，不如养职工。因为职工生活有着落，经过培训可以重新到工作岗位。第二个困难在于补短板，补短板必须创新，也必须在结构上做一些调整。所以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信心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与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就是从实体经济层面、生产端入手，着力强化企业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致力于激发企业的积极性和自主性，提升整体经济的竞争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李扬说，对政府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下决心放松管制、简政放权，协调各类政策，制定并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致力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创造有效的制度环境。
“总之，我们要通过推进经济的结构性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使供给体系获得更大的弹性，更为灵活地适应并引领需求结构的变化。”李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