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政策看经济2017.04.10 2017.04.16
汪同三
要在推进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实现宏观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016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大逻辑，积极适应发展新常态，在增速调整、结构优化、动力转向等方面都取得了来之不易的积极成果。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创新驱动已经表现出勃勃生机，将在中长期显现出更加明显的成效。
在经济增速向中高速转变方面，面对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的背景，我们在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宏观调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初步呈现出增速企稳的趋势：季度GDP增速稳定，工业生产开始表现出一定活力，企业效益回升，亏损下降，CPI趋向稳定，PPI摆脱负增长，供求关系趋向新的平衡，就业形势稳中向好，居民收入保持增长，系列信心指数提高向好。
虽然统计数据说明宏观经济形势有趋稳向好的表现，但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相关领域仍然存在着风险隐患，要做好预警防范。在新常态下，要化解经济下行压力，防范经济风险，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起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作用，在推进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实现宏观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当前需要侧重做好以下工作。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问题，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表现在产品供给能力及品质跟不上变化了的需求，不能充分满足不断提升的居民消费需求，更难以有效引导和创造消费需求，甚至导致需求外溢，消费能力外流；另一方面，表现在产能过剩问题严重，相对落后的生产能力浪费着资源、损害着环境，同时严重拖累了宏观经济总体生产率水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必须认真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落到实处。
到目前为止，“去产能”取得较为明显的进展。根据地方和相关央企上报的数据，2016年钢铁去产能4500万吨、煤炭去产能2.5亿吨的任务目标都已经提前超额完成。但是2017年去产能仍然面临着十分艰巨繁重的任务，特别是一些地区仍然对去产能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担心去产能会影响经济发展。有的地区和企业因为2016年下半年以来钢铁煤炭价格出现回升，去产能的决心就出现了动摇，一些落后产能又起死回生、死灰复燃。
“去库存” 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例如，房地产的销售面积大于竣工面积，房地产投资增速趋稳，但是“去库存”总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由于房地产的自身特点，中国房地产市场分化现象较为严重。前一段时期，一、二线城市“地王”、高价房屡见不鲜，需要注意防范泡沫；而三、四线城市去库存进展则较为缓慢，推进“去库存”仍然存在许多困难。
“去杠杆”工作难度非常大，到目前为止，中国去杠杆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企业的杠杆率偏高，居民杠杆率增长速度很快。有分析认为，中国工业企业杠杆率最高的在内陆地区，采矿业和房地产是中国杠杆率最高的两大行业。要实现“去杠杆”，不仅要调整产业经营政策，还需要货币政策的积极配合。
“降成本”方面取得明显进展，除了企业自身努力提高生产效率、创新促发展、竞争求提高之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从国务院部委开始到各级政府都积极推进简政放权，努力减轻企业负担，特别是由营业税向增值税转变的税制改革，为实体经济降成本注入了重要动力。
“补短板”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短板部门、短板项目。2016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推进和落实PPP项目，以有效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关系居民生活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关系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大中型工程建设等短板项目中去。但是目前推进PPP项目工作才刚刚开始，要真正做出成效，还需要认真推进配套改革，特别是各方面观念的转变，首先是补好制度短板和思想认识短板。
2017年，要进一步全面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工作，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根据部门、行业、地区等方面的不同特点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
创新宏观调控方式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索宏观调控方式和政策工具的创新，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实施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取得较好效果。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需要继续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统筹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投资、价格等政策工具，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在宏观调控创新中，只有抓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把手，使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才能实现宏观调控创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良好宏观环境的目标。
2017年的宏观调控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要充分警惕金融风险，特别是债务风险。受多种原因影响，目前中国债务率较高，去杠杆任务繁重。与债务率较高相对应，中国的M2与GDP的比值也相应较高，因此，对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虽然目前债务风险、金融风险严重程度均处于可控范围内，但是必须看到去杠杆进展艰难的现实。针对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债务率仍然偏高，甚至还有上升的现实状况，必须做好相关的宏观调控，防止出现全局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第二，要密切关注价格走势，防止价格过快反弹。虽然目前的价格走势总体平稳，特别是长期负增长的PPI转负为正，摆脱了通货紧缩的窘境，这是好事，但是一旦价格走势进入上升通道，就必须高度重视并防止价格上涨过快。
当前，促使价格上涨的因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周期性因素，随着宏观经济逐步筑底企稳，驱使经济扩张的因素影响逐步增强，进而会导致价格上升。二是去产能使某些传统产品，如煤炭、钢铁的供求关系要经历一个波动反复的调整过程，这会影响到相关价格的波动。三是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确立过程中，传统的靠政府推动大项目的盲目性仍然时隐时现，这会对价格上升推波助澜。四是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特别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这对中国价格走势的影响不可忽视。在保持价格水平基本稳定的宏观调控中，更要注意掌握好逆周期调控措施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以及调控措施的力度水平。
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在宏观调控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大方向尤为重要。要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之稳、价格变动走势之稳、金融环境之稳、就业形势和居民收入增长之稳。以稳为基础，求得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深入、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和加快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宏观调控的重点是，要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积极地保障稳增长、促改革、保民生目标的实现；要使稳健的货币政策更稳妥地保障经济适度较快增长的金融需求，同时有效避免全局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适度扩大总需求
我们在重点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不可忽视需求侧问题。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市场经济框架的两个基本矛盾方面，也是政府发挥宏观经济调控作用的着力点。扩大需求空间可以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更大空间。应对当前持续的经济下行压力，需要适度扩大总需求，特别是国内需求。在内需中重点是扩大消费需求，同时不能忽视投资的作用。我们应该认识到，消费是通过实现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只有能促使投资的消费才是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也就是说，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消费和投资两方面都是重要的，不可忽视任何一方面。不能促使投资的消费只能实现简单社会再生产，只有能够促使投资的消费才能实现扩大社会再生产。
在实际经济中，经济部门是相互关联的，某一部门的一笔投资，不仅会增加有关部门的收入，也会增加其消费。这些消费又形成其他部门的收入和消费，最终使得国民收入成倍增长，因此，投资的增加对国民收入的增加具有乘数效应。经济学中将投资乘数称为一把“双刃剑”，是因为乘数效应可以从两方面起作用：一方面，投资的增加会引起收入成若干倍的增加，即收入的增加大大超过投资的增加；另一方面，投资的减少会引起收入成若干倍的减少，即收入的减少要大大超过投资的减少。
投资是保持经济增长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当前需要高度重视投资对于克服经济下行压力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解决好投资的“投多少”、“投到哪儿”和“谁来投”的问题。关于“投多少”，从这几年的经验来看，为了保证6%-7%的宏观经济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需要保持在10%以上的两位数年度增速，“投多少”的关键是要保证投资的效益水平。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中国投资增速的回落伴随着投资回报率的降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带动GDP的增量由2014年的0.13元下降到0.07元。对这种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效益下滑的趋势必须做到心中有数，采取措施有效阻止。
关于“投到哪儿”，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多次波动，我们已经有了太多应该汲取的经验教训。每次面临经济波动需要采取投资拉动增长措施时，我们都知道不能搞重复建设，投资重点应该是基础设施和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但是回过头去看，我们几乎都难以避免重复建设问题，以致出现现在困扰我们的产能过剩问题。解决投资投到哪儿的问题，关键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真正发挥好政府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既避免可能的盲目投资后遗症，又能有效地提高投资效益水平。
关于“谁来投”，当前这个问题的焦点是民间投资增长速度过低，民间投资信心不足。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为8.2%，其中，民间投资只增长了2.5%。而且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第二、三产业民间投资的增长仍显乏力。作为经济持续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近期，民间投资持续下滑后虽然迎来了连续两个月的正增长，但总体增速缓慢。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已经采取了大量政策措施促进民间投资增长企稳回升。通过减税和降低社保缴费等减负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大力推进PPP项目，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改善的工作初见成效。例如，广东省2015年前10个月民间投资增速达到14.9%，大大高于全国民间投资2.9%的平均增速，其中创业创新、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其重要内容，大批优质的创业创新项目受到民间投资的青睐。
加速深化国企改革
应该说，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任务中首当其冲的，对改革全局影响重大。国有企业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所有任务中难度最大，而又进展缓慢、久拖未决的改革，也是关系全面深化改革速度和成效状况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将拖其他各项改革的后腿；破解国有企业改革难点，将有力推进其他多项改革的进展。例如，在推进“去杠杆”中，难点在于国有企业，国企杠杆率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增加，民营企业杠杆率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降低，“去杠杆”真正要啃的硬骨头是去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又如，解决民间投资增长率过低问题的关键政策措施之一是大力推进PPP项目，使民间投资能够获得同国有投资一样的机会和回报。
国有企业改革是关系坚持和完善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事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企改革要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这是极其重要的国企改革原则。只要是好的、有效的、科学的、现代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无论在国企中还是在民企中都应该采用和实现。除了关系民生和国防的重要部门，以及高自然垄断性部门之外，国企、民企除了所有制不同，其他方面应该尽可能地高度相似。这不仅有助于解决目前民间投资滞后于国有投资的问题，也能进一步明确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积极推进国企改革。国企民企都要在市场经济框架中通过竞争求生存求发展，政府要为国企民企在市场经济框架中的竞争发展提供公平保障。
